(原文刊載於《福嚴會訊》十一期，2006年7月)
二十一世紀僧伽的挑戰
在佛教歷史中，僧伽一直是站在佛教活動的最前線，僧伽是佛陀在世間的代表，兩千五百年來，僧伽也在人間延續法的傳承不絕，藉由出家與弘法來維護佛陀的遺教生生不息。如此，三寶的顯現維繫在僧寶，僧團是佛親自創建的組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僧伽是反映佛陀的形象。比丘與比丘尼跟隨佛陀的教導出家，過著無家的生活，捨棄家庭、職業、房舍、世俗生活的期望與承諾；基於深信，他們接受戒律---佛陀所制定的行為規範，作為生活的指引。他們過著和世俗人不同的生活，他們有獨特的外相，剃髮、僧袍、遵守特殊的禮儀。他們依循和世俗人不同的法則：獨身、持戒、簡單樸素、無恚無害、捨離世俗貪欲。他們過著專注、奉獻的生活：專注於學習、禪修、教導、弘法、管理僧院、及訓練僧眾；專注於追求清淨與修證解脫道。不管在他們之中有什麼不同的生活型態，他們生活與生命的重心在奉獻佛陀與佛法，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生命的任務。
今天在場的均是僧眾的成員，我們自然希望僧團健全興盛，不是為了有充足的食物與安穩的居住環境，而是因為我們認為僧伽是接觸佛法的通道，透過僧伽，佛法可以長留在人間而傳達給每一個人。我們認為法是達到和平與幸福的真實道路，是離苦得樂的安穩道路。因此，基於對全體人類與有情的慈與悲，我們希望正法在世間長存興盛。
僧團已經存續了長達兩千五百年，比羅馬帝國、中國的各個朝代、大英帝國都還長久。僧伽沒有武器軍備、沒有財力資源、沒有軍隊，僅僅依賴真理與道德(法與律)的力量而延續傳承。不過，這不保證在將來也能延續下去，或是保證能繼續對人間有重大的貢獻。這個任務須依賴僧團的成員(每一新世代的比丘與比丘尼)，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務，因為佛教的未來決定於僧團的未來。為了僧伽能長存，我們必須持續地保持警覺來迎接僧伽的挑戰，在這新的二十一世紀中，我們必定會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來面對他們，並且成功地回應這些挑戰。
歷史活動總是一連串的挑戰與回應的交互影響，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變動的環境產生了新挑戰，而成功地回應這些挑戰的人改變歷史的軌跡。僧伽也是在同樣的歷程中成長和發展，在最輝煌的年代裡，僧伽基於洞察力、勇氣和信念，發揮創造力去克服他們；成功地回應新挑戰不只延續佛法的傳弘，而且通常也展現出佛法的潛能與在過去歷史環境尚未呈現的新局面、新維度，這些改變將佛法以更能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方式傳播到新世紀，也使僧伽能在此新世紀紮根茁壯與運作。當僧伽未能適當地回應這些挑戰時，當在面臨挑戰遭受挫敗時，佛教就衰退、變質、或停留在遲滯的狀況，直到一位或者一群具智慧與勇氣的僧人出現於世，再一次克服了這些挑戰。
這種挑戰與回應的過程發生於佛教歷史的關鍵時刻上，舉例來說，在佛陀般涅槃後，僧伽面臨的挑戰是：佛陀入滅之後，僧伽如何維持佛陀的教法？僧伽以結集佛陀的教誡成毘奈耶與修多羅來回應這挑戰。在阿育王時代，在家的虔誠學佛者數量增加了，僧伽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建立與維持信眾的深信，僧伽以強調宗教儀式，和引導這樣的修習來回應這個挑戰。差不多在同樣的時期，婆羅門教的思想趨向更嚴僅的架構和精密的分析，這是個挑戰。僧伽發展出阿毘達摩來回應：以更嚴密、更系統化的方式闡明世尊的教導。當印度的影響逐漸擴充，隨著而來的挑戰是：認識印度以外的國家和把佛法弘傳到更廣更遠的地方。僧伽的回應是將佛法傳弘到錫蘭、東南亞、中亞、中國，稍後傳到西藏與喜馬拉雅山麓各王國。這些新興的佛教區域也逐一帶來新的挑戰，需要僧伽有更多的勇氣、信念與才能面對它。在這些新領域建立佛教需要面臨新挑戰：適應新文化與社會環境、學習新語言、將經典從印度語言翻譯至另一種與印度毫無關聯的語文。然後，當佛教逐漸成為這些區域的主流優勢宗教，將當地的新傳統也融入佛教，使佛教得以輕易地與當地的風土民情結合。結果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的佛教呈現顯著的差異：假如我們把錫蘭佛教、中國佛教與西藏佛教並列比較，我們除了莊嚴的佛像、僧院生活、儀軌與禪修之外，幾乎看不見任何外觀的相似處。
不管從佛陀的時代到十六世紀為止發生了多大變化，這些變化都是在我們現今稱為『傳統』的背景環境下發生的，這樣的傳統佛教文化有下列特質：(1) 主要的生活型態是農耕生活。 (2) 大多數人的世界觀都是深受宗教影響，通常是佛教和土著宗教的混合。 (3) 政治體系通常是君主政體，但是基層是鄉村層次的高度自治。 (4) 僧伽在民眾生命的各個層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是負責教育人群與提供他們社會及文化上的服務。(說到這裡，我想強調我了解中國佛教曾遭遇到迫害，也通常扮演一個主流儒家體系外的次要角色。)
十六世紀在亞洲佛教國家發生的挑戰撼動了佛教的根基，在這個被標誌為殖民時代開端的世紀，傳統佛教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接踵而來，征服了佛教的故國，掌握了佛教倚賴的社會政治機構，他們派出傳教士來轉變佛教徒改信基督教。雖然傳教士只達到有限度的成功，所有這些競爭措施給予佛教徒的自尊殘酷的一擊。在上座部佛教世界裡，帝國主義者的方案對錫蘭有了重大的影響，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最後是英國人攫取了錫蘭的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掌控了錫蘭全島。在帝國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結果是僧伽被邊緣化，被剝奪了好幾世紀以來在佛教徒生命中扮演的主導角色。在都市裡很多錫蘭人信奉了基督教，甚至比丘白天走在街道上會感到難為情，因為那些西方人與錫蘭本土的追隨者會嘲笑穿著黃色僧袍的僧人為「黃鳥」。
但是僧伽並未保持被動，他們了解佛教的未來正處於關鍵時刻，必須振奮起來而面對挑戰。在錫蘭，有些比丘學習英文、西方文化與哲學，學習尋找基督教的弱點並且用西方的語言反擊，他們在現代科學與歐洲人道主義找到同盟，這些同盟者也攻擊基督教並且揭露它的錯謬。僧人同時也作了積極的改變，他們更改了傳統宗教的型式來面對現代世界的挑戰。僧伽知道再也不能作一般人難以了解的冗長、浮誇、學術性的講解，對一般民眾他們改為作簡明、有意義的說法，教導民眾如何將佛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以本生故事中的菩薩為典範，僧伽參考基督教會組織，學習並且發展出佛教式的社會服務。他們建立了全國性的佛教組織，來保護佛教不被其他宗教攻擊和在各個階層弘揚佛法。錫蘭的佛教僧侶也因為他們在巴利語和佛法的學術地位贏得廣泛的尊敬，高等佛學研究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增加，在這當中 Vidyodaya 和 Vidyalankara 研究所特別著名，吸引了許多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
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中有兩位大師，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成為中國僧伽的主要形象，因為他們為中國佛教現代化鋪路。他們不僅要迎接這個挑戰，也必須清晰地定義這個挑戰，來對跟隨者解釋困擾中國佛教的問題的本質。其他僧眾(也許有少數例外)並未意識到這個挑戰，在遭遇困境之後，卻對這樣的困境毫無頭緒，因為他們不明白困境的源頭，所以也就無法處理困境。但是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與之前的其他人不同，他們認清中國佛教內部的問題，兩位均診斷了中國佛教的病情，也了解如何去醫治。他們了解佛教不是僅僅提供葬禮與祭祀、禮拜與祈願等服務的宗教，而是教導以無上正覺為目標的、深廣的心靈修鍊體系。他們了知佛教的哲學深奧、理性、純淨的德行是切合實際的的生活指導。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出發，努力將中國佛教轉化成與現代社會協和的宗教。如此，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
到了二十一世紀，僧伽所面臨的新挑戰，甚至與十九世紀改革派的錫蘭佛教僧侶所面臨的不同，與二十世紀中期致力於改革的兩位中國佛教僧侶所面對的也不同。我們可以看見，目前的這個階段，一方面有很多潛力可以推展佛法，有很多機會可以弘揚佛法，在另一方面我們會面臨許多內在與外在的挑戰。
我只提到兩個外在的挑戰，但是不會用太多時間來討論這些。第一個潛在的威脅是來自基本教義派的福音派教會的傳教活動，與來自伊斯蘭教的衝擊。目前以基督教的活動較為活躍，可是未來不久，伊斯蘭教可能會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來改變信仰。基督教會在豐富的財力資源支持下，瞄準佛教徒眾多的貧窮區域，改變居民的宗教信仰，他們利用心理學研究與市場行銷技巧，設定了幾個主要的策略。首先他們用財務的誘因吸引人們接近基督教，在他們更為倚賴這些經濟協助之後，迫使他們捨棄佛教而改信基督教。我沒有簡單的方案來面對這樣的威脅，但是我不同意有些國家建議的政策，例如限制宗教自由與禁止人民改變宗教。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以限制人民選擇宗教的自由來保障宗教，即使是為了保障我們自己的宗教，即使是這樣的選擇出於金錢酬傭的誘因。我想，此一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在健康的經濟發展之後，經濟的利益所誘導的改信宗教將失去其魅力。
另一個是快速發展中的佛教國家所面對的問題：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消費文化，強調立即滿足感官欲樂是生活的最高目標。這樣就和傳統佛教徒所強調的自我調御與心靈寧靜相衝突。我相信，最好的對治方法是佛法教育，從兒童時代起就教導適當的佛教知識，這樣的教育可以由父母的行為與態度，用身教持續加強教導，父母顯示給兒童佛教的基本美德，讓他們認知感官滿足的極限。
所以現在讓我提出問題：那些特殊的挑戰是今日僧伽所面對的？而且也是未來可能面對的挑戰？
僧伽所面對的最基本的挑戰是：維持佛陀教導對人間的適用性。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過程最鮮明的標記是，從重視工業生產移轉到重視資訊的取得與發送。這樣的轉變已經在最先進的國家和世界各國的精英人群發生了，有時候被稱為我們正從一個工業時代移轉到資訊時代，從一個生產為主的世界移轉到知識為主的世界。
我們知道，僧伽總是與在家信眾保持最緊密的互動，兩者的關係是互相倚賴與協力合作，在傳統佛教，如同我在上文所描述的，在家信眾提供僧伽四事供養：衣服、飲食、住處、醫藥及其他物質資源。僧伽則提供在家信眾佛法教導以及全心修習佛法的典範。僧眾理應專注於學習、禪修、教導、說法以及執行宗教儀式(例如每日的定課與誦經)。在家信眾則供養飲食、遵行五戒、以及參與更具宗教儀式的禪修。這兩種佛教的主流是典型的傳統佛教文化。我稱前者為「解脫道」的佛教，它強調佛法的核心價值：了知佛陀的教導、內觀禪修、發展智慧、體證般若、正覺、或涅槃。我稱後者為「方便道」的佛教，這是依據在家信眾的能力與需要所調整的教法，它重視對佛陀與聖者(菩薩、阿羅漢、賢聖僧)的深信，及對功德(布施、持戒、禮拜、朝山)的累積，以達到來生的善報，「方便教」假設佛教信眾尚未準備好，來接受甚深的法義和嚴密的禪修，需要藉由信、施、戒的逐步教導來成熟根器。
我相信現在正發生的變化將徹底改變這兩種佛教的關係，隨著這種轉變，僧伽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挑戰，而必須預先做好準備。我不是預言家，也無法預知未來，僅能依據目前的趨勢判斷未來的情境，試著描繪一些我所預見的重要挑戰。
1. 高等教育的角色：在資訊時代，有更高比率的人會完成大學教育，民眾將比過去有更多管道取得大量的知識與資訊，他們對世俗事務與佛教的了解將比過去更精通。這將造成兩者關係震撼性的改變，假如僧伽將繼續教導適用於在家信眾的佛法，就必須滿足在家信眾的需求，這些需求有部分是受他們的教育所影響。既然我們是生活在大多數人接受大學教育的年代，民眾就期待佛法能夠符合他們所接受的學院教育的水準，他們將不會僅僅是出於尊敬與信仰而接受僧眾的教導，他們被訓練成提出疑問與追所解答，在學習佛法時他們也將採取同樣的方法，因此僧眾必須準備好回答問題，他們不能期待從信眾必然的謙卑從，他們必須藉由清晰地闡明佛法來贏得尊敬。僧眾本身也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是研習佛法，但是也應該旁及與佛法間接有關的學科，例如現代哲學、心理學與其他學科。至於如何將這些世俗的知識整合在僧院的課程規劃中，這仍然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須由負責規劃僧院教育的人深思。
2. 印刷出版的角色：緊接與上一議題相關聯的是出版品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在西元前二世紀對佛教造成的轉變，一九五O年代開始的印刷品與商業出版對佛教也造成同樣的影響，目前有數百本有關佛教各議題的英文書籍--學術性與通俗閱讀的書籍都有，也有其他語文書籍。所以任何勤奮的學生都可藉由書籍獲得廣泛的佛教知識。對於佛教經典與註釋書的知識，不用再像傳統佛教那樣，倚賴寺院與僧眾才能取得。個人電腦更進一步革命性地改變佛教研究，任何勤奮的人都可以在個人筆記型電腦上存載一整個佛學圖書館，內含數種不同版本和語言的大藏經。他們也能透過網際網路取得廣泛的佛教資訊與參加各種不同佛教宗派的網路討論小組。就像這樣，有關佛法的書籍知識再也不是僧院的特權，大學也把佛教研究當成正式課程，數所大學也有佛教研究機構。有不少傑出的在家佛教學者在專精的佛學領域作研究。
對我們而言，這就產生了一個「僧眾必須提供什麼教導」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的任務不是與在家的佛教學者競爭，我們當然也應該追尋佛教的學術知識，從越多的可信的來源越好，假如需要，也應該向在家學者學習。但佛教僧院生活提供的是實際修行佛法的機會，它提供了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對三寶的信、解、行、證機會。自古以來，僧伽都是這樣的生命方向吸引賢能的信眾出家來修行解脫道，在新世紀成為僧伽力量的新泉源。但是我們必須確定我們的意圖是在結合佛學與修行，結合博學、信心與承諾，我們不能只追求知識而沒有修習，也不能僅有盲目的修習而沒有正確的知解。
3. 人口的遷移：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民眾從鄉村移居都市，我們因此看見都市不斷往上往外擴張。像台灣這樣的佛教國家，人口的遷移帶給佛教徒不同的宗教生活品質，原先基於信、施、功德的「方便道的佛教」，將無法維持都市中思辯型民眾的信仰，這些人可能是電腦工程師、醫師、自然科學家、企業主管、財務專家等等的專業人士。假如我們期望他們能信仰佛教，他們可能對我們提供的佛教類型，是與天堂、地獄、來生相關的信仰為中心的佛教，感到失望。他們被教導在此地此世期待明顯、具體可見的結果，佛教必須能符合他們的期望；如果不能符合這個期望，他們將會轉身離去。不過，生活在高度壓力的環境下的民眾還是需要追求佛法，他們可能更加熱切需要佛法，就如同病人比健康人更加需要醫藥治療一樣。這非常重要，僧伽基於對人類心理的的洞視與對法的如實知見，可以提供教導來幫助人們以一種清晰、切合實際的方法，處理日常生活及他們自身的問題。這是世尊本身常用的教導方式，也是我們從古代經典所得到的教導資源。假如我們不如此教導佛法，民眾將對佛教喪失信心而轉向其他宗教。
在此之前，我曾強調可經驗到的實質利益讓民眾易於親近佛法，我要澄清這點，我無意要遊說將佛法稀釋或修改得讓民眾「容易消化」，我的意思是，我們必須以現在民眾的理解能力與性格來調配佛法的教導，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強調他們的經驗範圍的觀點，以便啟發他們能信仰超出他們經驗之外的佛法，但是，任何適當與完整的教導終究必須完整清晰地呈現佛陀的實際教導，涵蓋佛法架構裡的所有重要內涵：這必須包括業力與輪迴、三界眾生、證悟與解脫的階位，等等遠超出一班人經驗範圍的教導。
但是必須有技巧地、一步一步慢慢地由淺入深來引導，從明顯而立即可見的利益、到需深思才能明白的教法。假如我們一開始的教導就強調輪迴與各法界眾生，或者從重視禮拜朝聖與深信的方式來接近，接受現代教育的民眾將放棄對佛教的興趣而成為無神論者。但是他們也可能不會喪失對佛法的興趣，改而追求一種沒有僧伽的佛教，受過高教育的在家佛教徒可能自己組成教團，佛法討論教團與禪修教團，如此，將出現一種與僧團佛教並行的在家佛教，僧團佛教與慶典、祭祀、布施將為鄉村民眾與較淳樸的都市民眾所偏好；而受教育的都市居民、多聞的精英將偏好在家教團，僅在喪禮或培養功德時才親近寺院。佛法的實際弘傳將完全透過在家教團，其實，我已經在美國與錫蘭觀察到這種現象。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我並不是要摒棄「解脫道佛教」的信仰，像業力與輪迴、像因果報應的故事、信仰的重要、布施、修功德等等適合世俗民眾的權宜教導。我想要說明的是在未來，受高等教育的民眾逐漸增加，接近佛法的入門途徑可能不是傳統的感性的相信，而是對法的理性的、經驗的、實用的訴求；注意用心於這種需求的佛教宗派將有比較好的機會興盛起來。
4. 心靈鍛鍊的角色：最重要的一點是信仰佛法不僅是經由理智、德行，而是經由內修與心靈鍛鍊的系統。這是分辨佛教與幾乎其他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強調心是決定我們幸福或苦惱的重要地位，以及它所提供的實際的心靈修鍊方法。所以禪修對許多人而言，是接觸佛法的重要入門途徑，這是許多不是佛教徒背景者的特殊入門途徑，在歐美更是如此，對具科學背景，帶著質疑、追問的態度的傳統佛教徒，它也被證明是有效的深入佛法的途徑。
我不認為僅僅禪修是個解決方案，在這方面，我要批評在歐美只教導佛教的內觀禪修，而不教導法義與信仰的老師；我認為平衡的教導是必需的，在信仰與奉獻、學習佛陀的教導、禪修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但是今日許多人因禪修而對佛法產生興趣是個事實，一旦他們經由禪修得到實質的利益，對佛法的興趣也被喚醒，而逐漸導引去了解佛法，研習佛教經典，進入深信、奉獻乃至於出家。
在中國傳統佛教，當僧人深入禪修，它通常意味著厭離世間，他會採用隱居的生活方式；退隱山林而數十年不與人往來，獨自禪修以求開悟證果。在這新世紀的開端，禪修成為吸引許多受高等教育的民眾學習佛法的活動，因為他們認為禪修對於世間的生活有助益。他們坐禪不是厭世與逃避，而是認知苦與樂繫都繫於心，也了解透過心靈的鍛鍊才能達到真正的和平與快樂。最近在西方禪修已經成為社團活動，它不再是在深山的獨自修鍊，而是在都市或鄉鎮寧靜的禪修中心群體禪坐。也在戒備森嚴的監獄中教受刑者禪修，轉化他們的生命；在醫院裡教導癌症患者禪修克服疼痛；教給其他宗教的信徒禪修融入各自的宗教生活。心理研究顯示禪坐的人即使工作與生活較為忙碌，也過著比較快樂的生活。如此，為了中國佛教僧伽在將來與民眾保持合適的互動，強調群體共修而非離群索居的禪修活動是十分重要的。
5. 印順導師學系的角色：談到關於中國佛教與特別是根源於印順導師的學系，在新世紀相對於歐美佛教對佛教所能作的貢獻。在西方，各個宗派的佛教有顯明的代表，在歐美有活躍的上座部佛教中心，雖然主要在禪修的教導，尚未強調經典的研習。有很多藏傳佛教中心，有著從學術到密集禪修等不同的重點。但是代表東亞佛教的主要是日本與韓國的禪宗，他們對佛典的研習並不重視。在歐美佛教中幾乎缺少了整個早期大乘佛教的傳統，也許中國佛教與印順導師學系將這一傳統保存得最好，他們代表中國佛教的一個支派，不僅為中國佛教，而且也為初期大乘佛之傳承尋找可靠權威的根源。這一學系可以給西方提出一幅完整圖畫和解釋，藉由印度古典大乘佛教，提供給後期東亞大乘佛教學派---如禪宗、淨土宗、金剛乘等，所從而發展之母體。
6. 僧伽提出的挑戰：我已經提及幾種僧伽面對新世紀挑戰的方法，但是我想要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僧伽的重要任務不僅是要迎接挑戰，僧伽也要提出挑戰。他們要對抗新世紀提出挑戰。現代世界都圍繞著盲目追求感官欲樂而空轉，僧伽是一個由將生命專注於棄捨感官欲樂的僧尼團體。經由和平的態度與內在的喜樂，僧眾提出給世界的挑戰是「認清快樂之路基於主宰感官的欲望，而不是沉溺於其中」。現代世界建立在快樂來自財富與權力的迷信；僧伽則建立在快樂來自安貧樂道、少欲知足。藉此，僧眾提出給世界的挑戰是「認知快樂來自儉樸的生活、減少對財富與權力的渴求」，僧伽展示給世界有力的挑戰是「轉向內在的心志去尋求真正的快樂與和平」，現代世界在技術的創新中無止境地追尋滿足，總是認為越新的就越好；僧伽則是保存與尊敬古老的傳統，過著不被太多舒適拖累的生活。藉此，僧眾提出給世界的挑戰是「採用儉約的生活方式，尊重傳統，珍惜與保護自然環境」。現代世界面對不同信念、宗教、種族之間暴力衝突，以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僧伽則立足在非暴力的原則下，堅信容忍、協商、讓步是人類達成和諧的重要因素。僧伽提出給世界的挑戰是「人類應該藉由互相了解、容忍與慈悲來解決問題。」
僧伽也應藉著對「出世間法」的承諾提出對世界的挑戰。雖然我稍前提到以可見的、確實的法益讓新世代的民眾易於親近法，我要強調佛法的最高利益不僅僅是俗世的利益，不論基於早期佛典的上座部佛教，或是古典大乘佛教，佛法都是導向出世間的目標－涅槃或是最高的證悟。
這是僧伽的任務去堅持出世間法，以對抗任何試圖稀釋佛法的誘惑，稀釋佛法來使得民眾容易接受、來使得佛法似乎僅是為了達成世俗生活的快樂與寧靜。藉由堅信「出世間法」，僧眾教導世間注意所有世俗快樂的極限。它挑戰了任何在世間安頓與尋找舒適地方的企圖，即使是為了這目標而學佛法；它挑戰人們去了解究竟智慧與究竟解脫是超脫世俗世界的。
7. 良知的聲音：良知的聲音引導我談今日令一個僧伽面對的挑戰。今天廣泛而恐怖的問題是上百萬人的生命被殺害，另有無數的人受到未透露的傷害威脅，我心中想到憤怒的種族衝突與毀滅性的戰爭，傷害許多無辜民眾的生命，其中包含婦女與兒童。我想到暴虐的政府逮捕無辜民眾入獄，拷打和凌虐他們，甚至讓一般人民經常生活在恐懼之中，我想到貧富之間的差距，窮困國家與富裕國家之間的差距，我想到飢餓與疾病奪走了許多窮人的生命，有些疾病甚至可在微少的費用下治癒，我想到數百萬的婦女因被迫賣淫所面臨的墮落，通常是出於貧困而被她的家庭所迫；我的心為他們所遭遇的苦難而顫動。我想到每年全世界為了毀滅性武器所揮霍的數千億美金，而同時卻有世界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得到賴以為生的食物。最後我想到我們疏忽不計後果地破壞我們的環境：空氣、水、土壤、食物，而不顧我們的下一代。我認為，這是僧伽應扮演世界上佛教良知聲音的角色，也就是僧伽或者至少是領導的長老，應該針對處理廣泛的、違反人性的諸多問題表達佛教的倫理價值觀。這也是規劃二十一世紀實務的「人間佛教」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我想如果印順導師仍然在世－在他的壯年的話，他也會同意我的意見。我們不能以過著舒適的僧院生活而滿足，我們必須成為那些數十億無聲的、無助的民眾發出自慈悲的聲音，來對抗地球上殘害人類與眾生命的殘酷、強權的暴力。我們必須準備好在尚未太遲之前、在人類的貪瞋癡尚未毀滅所有生命之前站出來發聲。我們應該以公義挑戰不公，以真實挑戰謊言，以慈悲挑戰殘忍，以瞭解挑戰無知。這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僧伽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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