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覺音論師的「《四部》註」與《小部》的註解

----- 臉書 2019/1/25
最近貼了幾則關於覺音論師的「《四部》註」與《小部》的註解，引起了一些關注，也有少數留言表達意見，我在此澄清我的立場；
1. 漢譯的註釋書非常稀少，即使《瑜伽師地論》留有所謂的「本母(摩呾里迦)」，一則缺少逐字註釋，二則未解釋相當於巴利〈有偈品〉的篇章，而另外三部阿含則完全欠缺古代註釋書的傳譯(《分別功德論》雖號稱是《增一阿含》的註釋，其實連「一法集」的〈弟子品〉都註釋得不完整)。在此「有如大旱望甘霖」的情況之下，巴利文獻的註釋書非常珍貴，國內佛教的教界與學界翻譯得少，研究成果更少，從1900-2019已近120年仍僅有些許微不足道的努力，這是台灣佛教界應該再三致力的領域。
2. 覺音論師從印度去錫蘭的著述和註釋工作成就，是佛教界一大重要事件，現今市面的《印度佛教史》、《世界佛教史》專書對此都是一筆帶過，其實很多重點均未深入探討，我的貼文只是略舉一兩個疑點。
3. 當今佛教學界、教界，對覺音論師的註釋書或略而不論；或認為這些註釋是「詮釋」的最高權威，而「一字不可更易」；或把他當作凡夫俗子，編輯時注意力不集中、編輯後未審慎校訂(如網友 Chang Xin 所留例子：「有一段故事是，覺音尊者旅途中在碼頭船船上寫著述時，有兩婦人在岸上爭吵，不經意間覺音尊者將她們吵架内容都記錄在寫本裡了。」)。
「全然忽視」、「過度推崇」、「不當貶抑」這三種都非所宜，應以「還其本貌」為較公正的做法。
4. 不管是我在貼文中所談，或 Yuan-Chuan 所言，甚至包括留言後隔天刪除的網友的意見，在文獻例證上、在文字校勘詮釋上、在方法論上、在論證邏輯上、在公開接受學術審核上都有許多缺陷，所以這樣的談論都當不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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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人接棒發揮下去，但不是隨口發表個人意見；而是較有組織、較深入閱讀、深入思考，檢驗自己的推論邏輯過程等等，的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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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音論師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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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四百年左右，(很可能是西元425年前後)，覺音論師從印度到錫蘭，臨終之前又回印度。他在錫蘭這段期間幫後代留下了四部《尼柯耶》與《小部》大多數經的註解，並且著了一本《清淨道論》。
近代對此一事件提問說：
「他去錫蘭作什麼？」
覺音論師的註解包含古註，這是公認的事實。那麼，哪些是覺音增加的註解呢？哪些是古註呢？哪一類比較多呢？
如果覺音論師是去錫蘭把古錫蘭的僧伽羅文改抄成巴利，那麼古僧伽羅文和現存的巴利經文有什麼差別呢？覺音論師為何不在印度本土編纂註釋書呢？是印度本土的註釋書都遺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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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淨道論》與阿羅漢「優波底沙」造《解脫道論》結構相似(CBETA, T32, no. 1648, p. 399, c11)，是否有可能覺音論師仿此造論呢？
2. 《相應部12.22經》，元亨寺《南傳大藏經》：「世尊宣曰：「諸比丘！如來具足十力，具足四無所畏，示知牛王之事，於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濟度眾生。...』」(CBETA, N14, no. 6, p. 32, a2-3 // PTS. S. 2. 27)
莊春江老師翻譯作：「具備十力與具備四無畏，如來自稱最上位，在眾中作獅子吼，轉起梵輪...」。
「示知牛王之事」(元亨寺)和「自稱最上位」(莊春江)，巴利經文作「āsabhaṃ ṭhānaṃ」(牛立處)。兩位的翻譯都有待商榷。
對應的《雜阿含348經》譯作：「知先佛住處」(CBETA, T02, no. 99, p. 98, a15)。
覺音論師《相應部註》：「āsabhaṃ ṭhānaṃ：最勝立處、最上立處；或者，牛指『諸位過去佛』，意思是『諸位過去佛的站立處』」。
考量《雜阿含348經》經文和覺音論師《相應部註》此處的註解，合理的解釋是：「《雜阿含348經》將註解誦入經文而成為經文的一部分；覺音論師《相應部註》此處則是引用古註。

溫宗堃，(2006)，〈巴利註釋書的古層〉，《福嚴佛學研究》第一期，1-31頁，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無著比丘，(2009)，〈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蘇錦坤譯，《正觀》第48期，1-48 頁，南投縣，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